2024年，《黑神话：悟空》作为一款国产单机游戏巅峰之作风靡全球，精美的游戏画面广受褒奖，其中，山西的古建筑、塑像和壁画等元素被广泛运用。游戏有36处取景地，山西占27处，包括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小西天、关帝庙等，玩家“跟着悟空游山西”，沉浸式体验三晋文化之美。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jbo竞博。”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形成了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尧文化、以三晋文明之源著称的晋国文化、以洪洞大槐树为象征的根祖文化、以忠信义勇为主要特征的关公文化、铭刻着三晋儿女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历史的红色文化等重要文化形态。要深入挖掘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让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绽放时代光彩。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郊，是北魏时期建造的大型石窟寺。《魏书·释老志》中有“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赞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云冈石窟时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力量。

　　从造像风格来看，早期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最早开凿的5座皇家洞窟，佛陀形象为“肉髻相、丈光相、眉间白毫相、金色相”的王者形象，呈现出拓跋鲜卑刚毅劲健的自信之美和帝王风范。有学者考证，凉州石窟融合了西域龟兹、于阗文化特色，而龟兹和于阗是连通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开凿云冈石窟的主力军是凉州各族工匠，因此，凉州佛像风格在云冈石窟造像中亦有所体现。中期造像“胡风胡韵”依然浓郁，但汉式建筑、服饰、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逐渐显露，佛陀造像开始呈现华衣霓裳、笑靥雍容的特征。竞博JBO官网晚期石窟造像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特征，尤其以立姿形象最为明显。这样的形象符合北魏后期社会流行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从造像服饰来看，早期石窟受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造像着袒右肩式或通肩式袈裟，袈裟上千佛环列、华丽繁复。中期石窟造像开始穿褒衣博带式服装，衣襟宽大、领口下沉、内外多层、胸前结带、下摆外扬、多褶多纹，这类汉代儒生的盛装是佛像服饰中国化的表现。晚期造像愈来愈瘦jbo竞博，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呈现“下垂衣装”的雕刻特点，衣服有强烈垂感，下部向两侧扩展，显现南朝士人形象特征。

　　石窟供养人服饰也可窥见北魏文化发展趋势。早期供养人形象多着鲜卑服饰jbo竞博，中期形象呈现鲜卑服饰与汉族服饰并存的局面，晚期供养人形象都着汉族服饰。

　　云冈石窟记载了北魏时期多民族共生共融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文化、艺术和宗教上的开放与包容。这种石窟文化的交融与传承，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代代相传。

　　明初，中原地区因战乱和自然灾害，“人力不至，久致荒芜”。为恢复中原地区生产力，明朝统治者决定征召移民屯田，奖励开垦。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稠密的山西，大量人口被迁往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洪洞大槐树”由此成为一个乡愁符号。

　　史料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人口超过相邻的河北、河南两省人口总和。山西人口大县洪洞县地处晋南交通要道，明朝便在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组织队伍，集中移民，发放物资，大槐树成为移民外迁的集散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发生在洪洞大槐树下的官方移民活动有18次，涉及百万人。

　　洪洞是明朝实施移民政策的战略要地，移民政策促进各地劳动力重新分配，合理布局了人口分布空间，稳定了统治秩序，加速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人口迁徙流动，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洪洞大槐树为象征的根祖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不忘根本的传统美德。

　　2024年8月18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举办甲辰年中元节祭祖大典。来源：洪洞大槐树景区网站

　　2008年，“大槐树祭祖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18年，山西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入选国家5A级景区。近年来，临汾市围绕根祖文化，打造“中国根·黄河魂”主题形象，推进“根祖圣地，华人老家”文旅品牌建设，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追忆往事，品味乡愁。根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寻根祭祖彰显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

　　关公，即关羽，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人，三国时期的名将，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一生忠信义勇，被后人尊为“忠义之神”。关公文化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以忠、义、仁、勇、礼、智、信的伦理观念为核心，以民间传说、信仰、艺术为表现形式，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英雄主义文化。

　　山西作为关公的主要活动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关公文化底蕴。在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春秋楼，有一尊关公塑像，只见他侧身而坐，左手扶膝，右手捋髯，浓眉凤眼，目视《春秋》，若有所思。《春秋》是儒家经典，强调“大一统”“君臣之义”等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大一统”是民心所向。关羽深明大义，立志匡扶汉室，是儒家倡导的人格典范。

　　关公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从民间流行到官方认可的过程。民间是关公信仰形成和发展的土壤。一方面，民众崇敬关公的优秀品德，将其作为立身处世的标杆。另一方面，民众寄希望于关公的神格力量，将其作为护国佑民的神灵。宋元时期，市井文学兴盛，民众结合正史和民间传说创作了诸多关于关羽的艺术作品，关公的英雄故事广为传颂，加速了关公信仰的流传，人们对于关公的祭祀更加广泛且习俗化。明清时期，关公在官方和民间均享有极高威望，全国广修关帝庙，祭祀更为隆重。

　　关公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忠信义勇精神的体现。近年来，山西深度挖掘关公文化，使忠信义勇精神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

　　山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红色文化资源重要聚集地。从“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全省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有3399处，相关联其他遗址383处，共3782处。革命先烈和三晋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光耀千秋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

　　吕梁市位于山西西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战争年代，吕梁涌现出贺昌、刘胡兰等杰出代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吕梁山曾是红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贺龙同志在此生活、战斗了11年。、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中央向西柏坡转移，途经吕梁，在兴县蔡家崖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篇著作，是党的建设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间，吕梁儿女在中国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这是在吕梁山脉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新时代，吕梁精神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晋大地上的红色文化见证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伟大历史，镌刻着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有力地增强了各族人民“五个认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总之，山西以其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三晋文化。三晋文化不仅是地方文化的精彩呈现，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辉煌篇章，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