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思想史之外，两宋时代的日常生活史，是最教人以为亲切的故事。饮酒、烹茶、焚香、抚琴、作画，士大夫引领的诸般韵事，流风生活史浸润于后世而成为人们艳羡的近古时代风雅之渊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长期从事古代名物研究，近日通过四川泸州、泸县、合江三地博物馆的考察闻见，经由宋墓石刻讲述了两宋蜀地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宋墓石刻中的仆妾即是制作者以观察世态之眼驱遣斧凿表现日常琐细而极石雕之妙。”本文为扬之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座“川南宋墓石刻的世间声色”的文本内容，《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其授权刊发。

　　蜀中的侈丽繁华以及游宴歌舞的风气之盛，在前、后蜀的时候就已经令人瞩目。尹鹗《金浮图》上半阕：“繁华地。王孙富贵。玳瑁筵开，下朝无事。压红茵、凤舞黄金趐。玉立纤腰。一片揭天歌吹。满目绮罗珠翠。和风淡荡，偷散沉檀气。”这是前蜀气象。

　　前蜀亡，这“一片揭天歌吹”复由后蜀接过。宋人尊为词之鼻祖的《花间集》，编纂者便是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而他正是后蜀宋王赵廷隐的长子。成都龙泉驿十陵镇青龙村发现的赵廷隐墓出土各式彩陶伎乐凡五十，是可与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互证的实例。宋初置教坊，乐工即来自西蜀和南唐两个词曲中心，而尤以西蜀为多。

　　游宴歌舞的传统，两宋时候的蜀中愈益发扬光大。岳珂《桯史》卷十三云“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醼集，多用之”。宋杨湜《古今词话》：“成都官妓赵才卿，性黠慧，有词速敏。帅府作会以送都钤帅，命才卿作词，应命立就《燕归梁》云云。都钤览之，大赏其才，以饮器数百厚遗，帅府亦赏叹焉。”

　　词史上的第一部词学专著《碧鸡漫志》即成就于成都碧鸡坊。王灼《碧鸡漫志·自序》中说道，“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

　　地处川南的泸州地区繁华富庶不及西蜀，但北宋时候也已是商贾辐辏，五方杂处之地。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二《潼川府路·泸州》一节撷古贤与本朝名人的论说概括泸州形胜曰：“东接巴郡，西连僰道，本汉江阳，肘江负山，古巴子国。枕带双流，舟车之衝，最近蛮獠，为边隅重地，权任益重。”

　　北宋唐庚《题泸川县楼》：“百斤黄鲈鲙玉，万户赤酒流霞。榆甘渡头客艇，荔枝林下人家。”

　　诗人又有《赠泸倅丘明善》（二首），其一云：“吴头楚尾秀山川，一分才华占得全。和气暖敷冬有日，清风寒压瘴无烟。分麾共领南门钥，簪笔终归北阙天。寄语江阳夷落道，安排春织待新编。”末句诗人自注曰：“育井夷人织蛮布为弓衣，小其文织梅圣俞诗。”泸倅，即泸州通判。“南门钥”，即南门锁钥之意，可见权任之重。这里的“夷落”，当指僚人聚落。蛮布弓衣以梅尧臣诗为饰，则可见“夷落”文风颇盛而情趣不浅。

　　泸州歌舞之盛也不输西蜀，甚或过之。《赠泸倅丘明善》二首之二即道“歌动竹枝终日楚，笛吹梅弄数声羌”。

　　川南宋墓石刻的内容和布局在发展过程中虽已渐趋程式化，但表现形式却很少雷同，同样题材、同样行事，比如启门、挽幔、捧盒、持镜、奉酒、焚香，不仅百人百面，姿态相异，年龄有别，且发式、穿戴以及图案中的细部处理也各有区别，正如生活中的家家各不同，颇有他处所不见的丰富。艺术语言则以写实为主，也许很多形象就是身边人物的写真，而非按照流行的审美趣味刻意雕琢，因此女子的面容眉眼，与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富于表情，也更见性情，甚且带出一点戏剧性。

　　这里有着工匠的慧黠与幽默，当然更有着对人情的体贴和理解，对世态百相之了然。就墓葬艺术而言，与墓室壁画多为群像不同，石刻每以单体为幅，近乎于“肖像画”，那么注重“这一个”，自在情理之中。此外，也与画像砖可以同模而批量生产不一样，石刻没有这样的便利，却反而成为创意造言的激励。

　　泸州宋墓石刻形象塑造最用心力的，应该说是活跃于不同场景中的男女承直，亦即司马光《涑水家仪》所云“内外仆妾”。虽然无法仅仅依据手中持物和服饰的不同而判明役使名目，但总可以会得石刻的这些形象设计，意在表明或家居有僮仆，或出行有衙役，总之，衣食住行，所需事事周备。

　　可以说，宋墓石刻中的仆妾是制作者以观察世态之眼驱遣斧凿表现日常琐细而极石雕之妙。

　　泸州博物馆藏这一方石刻，桌案两边各一个侍女，其中之一头上巧挽着双髻，当中不偏不倚簪一个花朵儿，穿一领不长不短扣身衫，系一条不宽不窄的腰带儿，斜签了身子，似言似笑，亦言亦笑，精采更在手指处，——手指处，不惟推出远景见得画面之外有故事，并且丰富近景，画面之内也添了情节。

　　南宋万俟绍之有题作《婢态》的一首诗可以与石刻同看，诗曰：“才入园中便折花，厨头坐语是生涯。不时掐数周年限，每事夸称旧主家。迁怒故将瓯碗掷，效矉刚借粉脂搽。隔屏窃听宾朋语，汲汲讹传又妄加。”

　　女仆的行事诗笔如画，不过诗作者却是以一个俯看的视角微含讥讽，工匠则是平等亲切的传神写真。以此再看合江博物馆藏一方宋墓石刻，也不免有所会心。

　　方方一块石，中间是女仆形象的一个独幅特写：圆领袍，偏着头，笼着袖，虽是粗笔勾勒，却以身体“表情”与眉眼表情的浑然为一，而成就一副不屑的神情。从服饰来看，伊人多半是粗使之仆，即如唐五代之“袍袴”。

　　工匠以爱怜之心塑造的一个奉巾小鬟 “小小年华才月半”（辛弃疾《蝶恋花·席上赠杨济翁侍儿》），稼轩词中之句或可借了字面意来作石刻的榜题。

　　看起来此不过日常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殊不知妇人兜鞋是两宋艺文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秦观《浣溪沙》一阕：“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长春困下楼台。/照水有情聊整鬓，倚阑无绪更兜鞋。眼边牵系懒归来。”

　　吕渭老《思佳客》：“梦里相逢不记时。断肠多在杏花西。微开笑语兜鞋急，远有灯光掠鬓迟。/辞永夜，失深期。一枝黄菊对伤悲。夜凉窗外闻裁剪，应熨沉香制舞衣。”

　　南宋姚勉有《赞赵直阁所藏四美人图》四首，其一便是《春·兜鞋踏青》，诗曰：“晴丝暖絮浮春光，牡丹醉里微风香。绣帘不卷日低柳，百啭黄莺啼断肠。玉儿步整金莲稳，回首光流花面粉。娇慵欲去未肯行，一径落红愁踏损。”

　　无论诗词还是绘画，也不论兜鞋者是竞博JBO电竞，是思妇，是闺秀，总之它是时人眼中的一种女子“表情”，也是世相中的一分“流行色”。石刻的创作构思很可能既来源于生活，又来源于艺术，其时流行的歌诗、绘画，都是制作者方便取用的当代资源。

　　服饰的多样，也是工匠的用心之处，且每每由此见出风俗。陆游《入蜀记》卷六说到途经归州所见妇人妆束，“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这样的打扮当不限于归州一地，头插尺寸超常之大梳子的女子，也见于泸州博物馆藏宋墓石刻。

　　春日系缀幡胜簪戴于首的风习，晚唐五代已经流行，入宋更盛，并且纳入礼制，朝廷颁赐贵胄百官的春幡通常出自文思院的制作，而以质地不同区别尊卑，见《宋会要辑稿·礼六二》“节赐”一节。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岁时风俗部》“春幡”条云：立春之日，“今世或剪綵错缉为幡胜，虽朝廷之制，亦缕金银或缯绢为之，戴于首，亦因此相承设之。或于岁旦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凡十余，相连缀以簪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正月里的风俗故事，曰“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中的立春纪事，与《东京梦华录》大抵相同。

　　陆游《立春》诗曰“采花枝上宝旛新”，《人日》则曰“春旛已陈迹”，句下自注：“前一日立春。”两诗均为绍熙五年春作于山阴。“宝旛”“春旛”，乃同一物事。

　　杨万里《秀州嘉兴馆拜赐春幡胜》云“綵幡耐夏宜春字，宝胜连环曲水纹” 。李邴《小冲山·立春》“玉冷晓妆台，宜春金缕字，拂香腮” ，却又是流光闪烁的佳人插戴。“宜春”、“耐夏宜春”云云，均指幡胜所著吉语。

　　朝廷颁赐百官，民间也自行制作。绢帛之类难于存留，今可见到的实物，多为发现于佛塔地宫的金银幡胜，原是善男信女的供养物。幡胜每著吉语，适与礼拜佛陀祈福消灾的愿心相同，大约是原因之一。

　　江苏宜兴北宋法藏寺塔基出土镂花银春幡一枚，春幡中间一方用于装饰吉语的牌记，上覆倒垂的莲叶，下承仰莲座，吉语牌上打制“宜春耐夏”四个字。

　　灯毬是上元节里的应令插戴，它并非川南风物，也不是蜀中独有，而是由北宋至南宋通行于各地。正月十五的一大盛事是张灯，此际天子也每常“与民同乐”。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实上元节。故事，天子御楼观灯。”都城如此，他处也各有其盛，而吴郡最有巧制。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云“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作者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也特别提到这两种样式的灯，道是“万窗花眼密，千隙玉虹明”，且于两句之下分别注云“琉璃毬灯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万眼灯以碎罗红白相间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万眼”。

　　与如此灯景相应，缩微的灯毬遂成此际簪戴于首的节物。周必大《立春帖子·皇后阁》“新年佳节喜相重，屈指元宵五日中。雪柳巧装金胜绿，灯毬斜映玉钗红”，既与雪柳、金胜对举，那么这里与玉钗相映的红灯毬当是插戴于首。《老学庵笔记》中列举的“灯毬”，便是指这一类。

　　作为节令插戴的灯毬，元夕即已晃耀于首。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云，“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毬”。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引《岁时杂记》曰“都城仕女有神戴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加珠茸之类”。又引古词曰：‘灯毬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

　　几年前在定州博物馆观展，看到展厅里一件定州北宋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金花银瓶，瓶腹绕一个另外打制如同提梁一般的游龙，瓶盖原有钮，但已残失，就在残失处挑出一根弯了几弯的银竿，银竿中腰弯出一个小环，环下悬缀一顶四周垂系银坠的伞盖，银竿顶端的小钩上一挂四个下垂银坠的小球。

　　南宋侯寘《清平乐·咏橄榄灯毬儿》：“缕金剪綵。茸綰同心带。整整云鬟宜簇戴。雪柳闹蛾难赛。/休夸结实炎州。且看指面纤柔。试问苦人滋味，何如插鬓风流。”

　　宋人笔下的蜀地上元盛况也可用作它的补景。庄绰《鸡肋编》卷上：“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费矣。”

　　苏轼作于元祐五年的《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句有“遨头要及浣花前”，其下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老学庵笔记》卷八：“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

　　一方面，可见风俗传布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一方面也可见“插鬓风流”的节令时物，固不以主仆为限，乃至这一人间喜乐也教它不为生死所阻隔，因此会将这一形象用于墓葬石刻。

　　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一枚“玉香囊”，报告说它出土于棺床头骨近旁，由两个空心的半球扣合而成，顶端中心有个小孔穿系铜丝环，底端中心也有个小孔，吊缀铜丝环链，环链中腰穿一个铜丝缠绕的橄榄球，末端一个小玉坠。半球直径2.1、高1.8厘米（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代吴越国康陵》，页45，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尺寸如此之小，似难容物，因不免怀疑它或非香囊之属。前两年的一次南方之旅，有机会亲睹此物以及伴出的其他玉饰件。“两个空心的半球”，都是只有浅凹，几乎不存置物的空间，两相扣合，大小不及拇指肚，而分量极轻。与《簪花仕女图》中美人的插戴以及南唐墓银步摇相对看，可以推知所谓“玉香囊”，当是一枚玉灯毬。同墓出土数量不少的玉饰件，其中或有与它合成一挂的构件。

　　《全蜀艺文志》卷十七录宋冉居常《上元竹枝歌和曾大卿》三首，其三曰：“珍珠络结绣衣裳，家住江南山后乡。闻道使君重行乐，争携腰鼓趁年光。”所谓“使君重行乐”，如前面所说，乃指成都主政者因每年自正月二日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例行主持遨游宴乐，而得“遨头”之名。在一地行政长官的带领下，官民的狂欢一直持续到四月十八的浣花节。这个超长的节日自然为歌舞的创作和出演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春日里的成都牡丹会更为之锦上添花。

　　最为奢侈的牡丹会却是在张镃的府第。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张功甫豪侈”条：“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竞博JBO电竞，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人，列行送客竞博JBO电竞。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竟恍然如仙游也。”（循忠烈王即张俊，封循王，谥忠烈。）

　　四人都是朝天幞头，正中大花一朵，击拍板者簪蜀葵，此外三人均簪牡丹。虽未及张功甫牡丹会之万一，但如此“头上春风红簌簌”齐崭崭出现在歌宴舞席，想必也很有“照殿红”的效果。

　　所谓“龙笛”，长久以来都是用作笛的美称，以喻笛吹如龙吟，不过《元史·礼乐五》“宴乐之器”一节中列举的龙笛，却是“制如笛，七孔，横吹之，管首制龙头，衔同心结带”。安丙家族墓中的一号墓亦即福国夫人李氏墓中室与后室间的过道左壁石刻，乐伎之一横吹的笛子，正是“管首制龙头，衔同心结带”。可知以龙首装饰笛管而命之曰“龙笛”，当不是自元代始。

　　史浩《蝶恋花·扇鼓》：“桂影团团光正满。更似菱花，齐把匀娇面。非镜非蟾君细看。元来却是吴姬扇。/一曲阳春犹未遍。惊落梁尘，不数莺喉啭。好著红绡笼玉腕。轻敲引入笙歌院。”

　　歌舞游宴的传统，能文能诗的蜀伶活跃于官府私第，川杂剧的兴盛发达，兼之山川地土养成的灵心慧质，更有会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以整个南宋为底色，从艺文的角度来审视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发现与“诗”——此所谓“诗”，总括了诗词歌赋与剧曲——相应的许多生活内容。于细节的格外用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于表现形式的种种独创，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特色之一。虽然是墓室营建，但设计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间声色，快活，明朗，热闹。

　　此外它的难得尚在于，古人言写真，即今所谓“肖像画”，墓葬艺术自然不在论列之内，然而掌握此项技艺的画手、刻工数量必然不少，他们与宋人笔下的写真高手当是声气相通，而成为推助肖像画发展的一大批不可忽略的人群，可以说，这也是川南宋墓石刻在今天的重要认识价值之一。竞博JBO电竞